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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妨开门见山亮明观点：流动图书馆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。
作为上海市首条开设免费图书借阅服务的轨交线路，9号线的流动图书馆已运行1个月，其间，图书丢失总量超过了12000册。
消息一出，网友哗然，“这就是国民素质”之类的批评颇多。这种批评显然基于这样一种判断——做法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是民众素质有问题。是这样吗？我不妨开门见山亮明观点：流动图书馆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。
想想看，类似做法还真是屡见不鲜。最常见的，是很多地方都搞过的文明伞活动，或在商场，或在公交站台，放置一些无人看管的伞，遇到下雨，自由取用，但希望你主动送还。无一例外，最终清点时，发现多数丢失。还曾有饭馆推出“自由付费，多少不计”的活动，最终也因为赔钱而搞不下去。再有就是很多地方搞过“无人售报”之类。
活动一再失败，我们习惯性地将责任归于国民素质不高。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，真正素质不高的不是国民，而是活动本身。
我们习惯于用道德要求人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但是，古往今来真正能解释国人生存状态的，却是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这与西方经济学“经济人”概念的设定异曲同工：人都是自私的，人的追求都源于自私，而制度设计的目的，就是对人好的一面进行引导，对坏的一面予以限制。
可我们有些人，却一直延续着“道德人”的期待，想出了种种测试人们素质的花样。经济学家王则柯对此有一个判断，即这些人陷入了“无监督崇拜”。他认为，这些人老是梦萦谦谦君子国里“凭良心，无监督”的社会制度，反感契约观念和契约精神。其实，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，潜在的居民素质都有“好”与“不好”两个方面，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，都要有利于激发居民素质中好的一面，而不是激发其不好的一面。
我们以此来检视这类事情就会发现，其症结恰恰在于激发了人性中不好的一面。荷兰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其名著《正派社会》中说：“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，而是不做什么，不是不做哪一些事，而是不做哪一种事。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，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。”显然，用“无监督”来测试居民素质，是正派社会不能做的事。
9号线的负责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“期望能逐步降低丢失率，呼吁乘客借阅后能够及时归还”。但愿，这是“无监督崇拜”的最后一个反面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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